毛主席的称谓从1931年诞生至今仍是国民的爱称，他的丰功伟绩是无人所替代的，毛主席是不可以被中华民族所遗忘。毛泽东思想将会一代又一代源远流长在中华大地上，他的精神讲会永远定格在民族之心上（郝文武抒写）。

以下是转载：

前言

1981年，关于“怎样对待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”的问题上，众说纷纭，争议颇多。为此中央专门开了一场会议，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。

性情耿直的开国大将黄克诚，当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，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。

后来他的讲话被汇总成文字，交到胡乔木那里进行润色，谁知胡乔木将其中对毛主席的称谓，改为了毛泽东同志。

这一做法，遭到黄克诚的反对：

“修改毛主席称谓一事，我感情上无法接受！”

一、山林中的共和国，“毛主席”的新称谓

在毛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中，因为担任职务的变化，曾有过许多称谓，比如“毛委员”、“毛党代表”、“毛政委”等。

但大家对他最亲切、最普遍的称呼，还是“毛主席”。

毛主席之所以被这样称呼，还得从1931年说起。

这一年，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县的叶坪村，举办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（简称“一苏大会”）。

从天南地北各苏区赶来的会议代表，总共有600名多。

因国民党的围剿和江西中央苏区草创的缘故，这次大会的条件十分简陋，但中央苏区对“一苏大会”的举办，十分重视。

为了筹备这次阅兵，中央苏区在叶坪村开辟了一片树林，修建一处能容纳上万人的阅兵台。

同时，还找来泥瓦匠将当地谢家祠堂装饰一番，设为会场。

在设置会场时，有人担心，会不会中途遭人破坏。毛主席乐观笑道：

“那我们故技重施，和他们玩玩，在别的地方搞个假会场，骗一骗蒋光头。”

于是，在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长汀县，中央苏区又同样设了个假会场，来转移国民党的注意。

在大会召开前，关于谁来主持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，曾在党内引起一番讨论。

有一部分人提议，由当时党内最高领导人向忠发担任，向忠发是1928年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。

在他们看来，共产党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，由党内最高领导人担任合情合理。

但也有人认为，向忠发长期呆在上海，没有参与中央苏区的建设，并不合适。

经历激烈讨论后，大家一致同意由创建并领导中央苏区的毛泽东，担任中央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阅兵典礼结束之后，突然有几架国民党的飞机出现，扔下几枚炸弹后，又朝着福建长汀的方向飞去。

毛主席看着有些紧张的众人，神态自若的笑道：

“国民党知道我们今天成立苏维埃，特派飞机给我们助兴来了。”

大家看主席这样，原本紧绷的气氛顿时舒缓开来。

大会开始后，任弼时走上主席台，高声喊道：

“现在，我们请毛主席上台讲话！”

部分代表对这个新称呼还有些疑惑，不知道叫的是谁。

直到毛主席走上台前，大家的目光聚焦，才明白原来说的是“毛委员”。

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喊着“毛主席”。

“毛主席”这一称谓，从此被人们熟知，他领导的革命队伍，将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篇章。

1959年4月，刘少奇被选举为国家主席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，但仍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、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，因此，大家仍称他为“毛主席”。

哪怕经历岁月变迁，“毛主席”依旧永垂不朽，这是人民对他的怀念。

对于许多人来说，“毛主席”有着深刻意义和内涵。

黄克诚就是在毛主席的影响下，踏上革命之路，也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，性情耿直的他，才能没有被埋没。

“毛主席”这三个字，对他来说，代表的太多。

二、毛主席思想明灯，逆境中坚守信仰

1902年，黄克诚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。

从小在贫寒的环境中长大，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，黄克诚心中自有一股韧劲。

1922年夏天，黄克诚考上湖南省立衡阳第三师范学校。

在这风起云涌时代里，列强入侵、军阀混战、盗匪横行、天灾人祸……

一桩桩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，即使有辛亥革命涌起的巨浪，也没有改变这4万万同胞的悲惨处境。

从新文化运动的呐喊，到五四风雷激荡，救国救世的思潮涌动，学校成为培育民主革命思想的温巢。

在学校学习的黄克诚，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有热血救国之心，但五花八门的思想流派，实在让人眼花缭乱。

该走哪一条路，让青年黄克诚陷入迷茫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毛主席来到衡阳宣传革命思想。

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黄克诚，开始真正意义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。

当时，毛主席受邀到湖南三师讲课。

在湖南主持农民运动的他，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他将中国农民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，生动通俗地讲述了共产党的救国理论。

农民出身的黄克诚，被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。

对他提出的农民运动，以及“工农联盟”、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观点深表赞同。

黄克诚因此不再迷茫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萌芽，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毛主席的这一次讲课，可谓是与黄克诚有着师生之情。

在这之后，黄克诚开始利用业余时间，获取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进步书籍，他逐渐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概念。

随着认知的深入，他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。

1925年，黄克诚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追寻着毛主席的脚步，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。

后来他形容过当时的心情：

“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。此时，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。”

1926年，他投身到国民革命军，参与北伐战争。

谁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事业，在1927年夏天戛然而止。

蒋介石、汪精卫等人掀起反革命政变，大量共产党人惨遭屠戮，全国上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。

当时的报纸上，天天登载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的消息，以及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。

为了安全，黄克诚先后辗转汉阳、武昌、汉口、长沙、衡阳等地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原本与黄克诚一起共事的同志，死的死、逃的逃，他也因此与党组织断了联系。

在那样的局势下，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难如登天。

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回到老家永兴，意外的是，他在那里联系到湘南特委派来永兴担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。

与组织重新取得联系，能继续投身革命事业，黄克诚显得非常高兴。

1928年底，他们在永兴组织农民武装起义，可不到半年就失败了。

黄克诚因在其中担任重要职位，被国民党悬赏捕杀，他不得不重新踏上逃亡之路。

这段逃亡的岁月，是他一生中最窘迫和惨淡的经历。

当时他跑到上海，但上海经济萧条，失业者众多，他找不到工作，身上又没钱，只能厚着脸皮找以前的同乡和好友接济。

但世态炎凉之下，他遭到了不少冷脸，以至于经常在大街上瞎逛，希望能遇见熟悉的同志。

偶然一次，黄克诚听说有以前北伐军的同事住在上海法租界，就想着去找他寻求帮助。

老同事见了黄克诚，直言不讳的告诉他：

“只要你改变信仰，我就可以给你谋个差事，这不比你每天东躲西藏来的好？理想信仰虽好，毕竟不能当饭吃。”

但黄克诚当即回绝：

“不必了，我的信仰绝不会改变。”

只要放弃信仰，就能升官发财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无疑极具诱惑力。

但黄克诚在窘迫的逃亡路上，毫不犹豫地拒绝，他始终坚守信仰，保持对党的忠诚。

当然，黄克诚的朋友中也有重情重义的。

在他走投无路时，北伐好友，当时在国军当旅长的凌兆尧，给他寄来20块银元，帮他渡过最困难的关头。

1929年，在曾希圣的帮助下，黄克诚终于和党组织联系上，次年，回到红军队伍中。

回到组织后，黄克诚的路并非一帆风顺，甚至因多次跟组织“唱反调”，而丢掉乌纱帽，严重时还危及到生命。

当时，“左倾”冒险主义盛行，李立三、王明、博古等领导者，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，生搬硬套苏联模式，强行命令红军像苏军那样攻占中心城市。

对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做法，黄克诚一直反对，还曾多次公然违背组织指示。

以至于他被扣上“右倾”，以及“对抗中央路线”的帽子，多次被降职、撤职。

虽然遭到不公待遇，但他依旧对党忠诚，敢于说真话，办实事。

抗战胜利后，黄克诚专门向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，赞同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想法，并申请出战。

早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，毛主席就明确指出：

东北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我们丢失现有的根据地，只要东北在手，那么中国革命就有稳固的基础，也就有了胜利的基础。

可在战斗安排上，黄克诚却对毛主席产生了质疑。

当时四平之战，在他看来不应该和国民党硬碰硬，平白增加伤亡。

他和主席提起这场战役时，主席知道他的耿脾气，遂没有争论的心思，只回答说：

“这事让后人来评说吧！”

像黄克诚这样，耿直到连领导都反对的人，一般不被穿小鞋就好了，更别说提拔重用。

但毛主席对他特别重视，还曾三次点将，要黄克诚担任要职。

第一次是在1948年天津解放后，黄克诚被毛主席点名，担任天津首任市委书记。

第二次是1949年，他在天津小有成绩后，被主席要求前往湖南，负责全省党政军工作。

第三次则是在1952年，毛主席点名让他回京，担任我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。

正因黄克诚工作完成的十分出色，才会让毛主席亲自点将。

1955年，我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上，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，之后历任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部长等职。

与其他人相比，黄克诚对毛主席有着更深厚的情感。

因此，当胡乔木更改毛主席的称谓时，他会这样抵触。

三、时代风向大变动，残躯护主席清名

十年动荡结束后，社会上出现“非毛化”声音，试图曲解毛泽东思想，减轻他的影响力。

1977年，黄克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，开始为过去许多遭受冤假错案的同志平反。

黄克诚因为实事求是、敢说真话，在之前那段时期里，揭露过许多浮夸、弄虚作假的事件。还曾“替彭德怀说话”，成为被迫害最严重的人之一。

可即便如此，黄克诚依旧相信毛主席，反对社会上所谓“非毛化”的说法，他始终倡导正确评价与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。

1980年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引发大量讨论，期间还出现了一些不正当评论，中央专门召开会议，研究处理这件事。

这场会议足足有一千多人参加，会议上众人讨论的十分激烈，一直持续了十多天，众说纷纭，一直没有定下结论。

这个时候，黄克诚站了出来，开始与众人“唱反调”。

此时，黄克诚已经78岁，双眼近乎失明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但他依旧拖着年迈的病体参加会议。

主持会议的王鹤寿，见他到来，立马大声说道：

“今天黄老来参加会议，大家静一下，请黄老讲话。”

全场人员注视着这位老人，原本争论不休的会厅一下子陷入了安静。

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，黄克诚走进会场，他在讲话席站定，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关于毛主席，今天有一些话，必须和大家讲一讲。”

众人聚精会神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生怕漏听了什么。

就这样，黄克诚拖着病体，在会议上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。

后来黄克诚秘书李振墀（chí）回忆道：

“那个会场上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好像掉一根针滴下都能听见。他讲话的时候，在场的好多人都是热泪盈流。”

后来，有人将黄克诚的讲话汇总，让胡乔木为这篇文章润色后发表，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。

胡乔木作为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长达25年之久，被誉为“中央第一笔杆子”。

他润色的文章无疑是十分出色的，可他在修改时，将原文中的毛主席改成了毛泽东同志，这个举动引起了黄克诚的不满。

他对胡乔木说：

“稿子修改的不错，但我不同意修改毛主席的称谓，毛主席的称谓从1931年诞生以来，一直沿用至今，如果改成毛泽东同志，从感情上来讲，我无法接受。”

对于黄克诚的意见，邓小平也表示赞同：

“这个称谓必须要保留！”

最终，毛主席的称谓没有改变，这篇《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》在1981年4月发表。

文章发表后，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许多人给黄克诚写信，表达自己的敬意，感激他为维护毛主席名誉所做的努力。

黄克诚的大儿子黄熙，后来在谈起这个讲话时，说道：

“关于那个讲话，完全是他的心里话。”

结语

在毛主席辉煌的时候，黄克诚是那个敢跳出来给主席“挑刺”的人；当巨人陨落后，在流言蜚语的诽谤中，也是他以残躯挥舞红旗，捍卫毛主席的名誉。

对于黄克诚来说，毛主席是他一生中最为尊重的人！

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，“毛主席”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这三个字是他的专属称谓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